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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社会流动与婚恋观变迁下家庭矛盾的新形态及其治理

鑫诺研究2026-11-16
[摘要]以“数字家事正义”为规则框架、以“居住地”为服务锚点、以“全周期关系修复”为功能定位,构建数字化赋能、跨区域协同、多元主体共治的新型家庭矛盾治理体系

本文作者:李小波

【摘要】数字化、高流动与婚恋观念变迁三重转型正深度重塑当代中国家庭的矛盾图谱。数字平台逻辑向家庭内部渗透,催生平台诱导型财产处分、在线化对亲密陪伴的侵蚀、家事证据数字化革命与数字财产归属空白等新型矛盾;大规模人口流动制造了空间分离型家庭结构,留守儿童、隔代抚养、跨域救济壁垒与服务可及性困境相互叠加;婚恋观的个体化转型则带来代际观念冲突、家庭内部权力重构与关系形态多元化。现行以户籍地为基础、以末端裁判为中心、以劝和维稳为导向的家事治理机制,在规则供给、服务锚点与协同能力上均存在适配性缺口。本文提出,应当以“数字家事正义”为规则框架、以“居住地”为服务锚点、以“全周期关系修复”为功能定位,构建数字化赋能、跨区域协同、多元主体共治的新型家庭矛盾治理体系。

【关键词】家庭矛盾;数字化;流动社会;新型婚恋观;家事治理;数字家事正义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与价值结构发生深刻转型,婚姻家庭矛盾的发生类型、表现形式、诱因结构与化解逻辑均随之显著变化。既有讨论多聚焦离婚率、天价彩礼、家庭暴力等单一议题的对策分析,对矛盾形态“新”在何处、治理机制“困”在何处、制度创新“何以可能”的系统性阐释尚显不足。本文立足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视角,从数字化、社会流动与婚恋观念变迁三重结构性转型出发,描摹当代家庭矛盾的新图谱,检视现行治理机制的适配性缺口,并尝试提出一个以“数字家事正义”为规则框架、以“居住地”为服务锚点、以“全周期关系修复”为功能定位的治理创新框架,以期为“十五五”时期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提供学理参考。

一、三重转型:家庭矛盾生成土壤的结构性变迁

(一)数字化生存:平台逻辑向家庭内部的渗透

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68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1%;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26亿人,占55.8%。当超级应用平台成为中国人获取信息、开展社交、进行消费的基础设施工具,数字平台的运行逻辑——流量导向、算法推荐、即时满足、情感劳动商品化——便不可避免地越过屏幕边界,渗透到夫妻沟通、亲子互动、财产处分乃至家庭权力结构之中。家庭不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共同体,也已成为被数字媒介深度中介的“在线共同体”。

(二)高流动社会:家庭空间分布的“去中心化”

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3011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跨省流动6765万人。数以亿计的家庭成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高频流动,传统“同居共财”的家庭空间形态被“分居共财”“异地分居”所取代。正如社会学家鲍曼所言,现代社会已步入“流动的现代性”,一切稳固的纽带都在松动之中;家庭成员的工作地、户籍地、生活地与婚姻登记地彼此分离,家庭在地理上“去中心化”,这直接动摇了以户籍地和共同居住地为预设的家事管理制度与司法管辖基础。

(三)婚恋观个体化:从“制度婚姻”到“选择婚姻”

社会学研究指出,现代性进程中亲密关系正经历从“制度性婚姻”向“纯粹关系”的转型,婚姻日益成为个体自我实现与情感满足的选择项,而非人生必经的制度安排。这一判断在当代中国获得经验印证:2024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10.6万对,比上年下降20.5%,结婚率降至4.3‰;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51.3万对,离婚率为2.5‰。2026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同比下降7.46%;离婚登记138.3万对,同比增长3.91%。“不婚、晚婚、不将就”的观念在青年群体中扩散,与代际之间“催婚催生”的传统期待形成持续张力。

需要强调的是,三重转型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叠加、彼此放大:社会流动使家庭成员更多依赖数字媒介维系情感,数字平台又向流动人群输出标准化的婚恋叙事与消费主义,个体化观念则在流动与联网中加速传播。理解新时代的家庭矛盾,必须将其置于这一“数字化—流动化—观念化”交织的结构之中。

二、家庭矛盾的新形态:三类矛盾群的经验描摹

(一)数字嵌入型矛盾:财产、关系与证据的三重革命

1. 平台诱导型财产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数字失血”。直播打赏、微短剧充值、网络游戏氪金、打赏式网络“交友”等数字消费,正成为引发夫妻财产争议的新型导火索。司法实践已形成两种值得关注的裁判路径。在一起案件中,夫妻一方在一年多内向特定主播累计打赏54万余元、打赏次数达2万余次,法院认定其打赏呈“小额、多次、长期”特征,属于网络服务合同下的文化娱乐消费,平台作为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无从知晓用户婚姻状况,遂判决驳回配偶的返还请求。而在另一起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的案例中,法院则认为: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长期、多次向特定主播打赏,累计数额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的,该系列行为应整体评价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挥霍;其中远超合理劳务对价的部分构成无偿赠与,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接受赠与的主播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两案的分野提示:数字时代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边界何在、日常家事代理权在数字消费中的适用限度如何把握、平台与主播的责任怎样配置,亟需形成统一而精细的裁判规则——这构成了本文所称“数字家事正义”的首要命题。

2. 在线化对亲密关系的侵蚀:从“同桌共食”到“同床异网”。算法推荐为不同家庭成员定制平行的信息世界,夫妻之间的“信息茧房”分化着彼此的价值认知;短视频平台上大量渲染性别对立、教唆“离婚暴富”“查岗抓奸”的“毒流量”内容,系统性地放大婚姻中的不信任情绪。手机使用边界、网络社交尺度、虚拟陪伴与“网恋”,正在成为继家务、金钱之后新的家庭争执焦点。数字媒介在便利异地家庭成员联络的同时,也使共同在场的家庭成员陷入“共同在场的孤独”。

3. 家事证据的数字化革命与隐私边界。微信聊天记录、转账流水、出行定位、电商订单等电子数据,已成为家事案件中认定感情破裂、家庭暴力、情感不忠、转移财产的核心证据。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2〕17号)明确将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等纳入证据范围,并将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精神侵害行为认定为家庭暴力,正是对侵害形态与证据形态数字化的制度回应。但电子证据“易固定亦易篡改、可还原亦可栽赃”的双重特征,以及取证过程中极易发生的监听、偷拍、非法定位等隐私权侵权,使“数字抓奸”灰产滋生与家事证据合法性审查成为新的实务难点。

4. 数字财产与数字遗产的归属空白。虚拟货币、游戏装备、社交账号、网络店铺、平台积分等数字财产,在离婚分割与继承中的法律属性与处置规则尚不清晰。随着家庭财富形态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一规则空白将持续生产新的争议。

(二)空间分离型矛盾:流动家庭的结构性压力

1. “三留守”问题的代际再生产。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形成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群体。隔代抚养中祖辈与年轻父母在教育理念、管教方式上的冲突,外出父母“视频云养娃”导致的亲情疏离与监护责任虚化,留守妇女在婚姻中的情感孤独与经济弱势,留守老人赡养责任的悬空,均在流动结构中被系统性地生产出来,并经由儿童成长向代际传递。

2. 跨域救济的程序壁垒。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于2025年5月落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管辖地限制、免用户口簿,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事项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极大便利了流动人群。然而矛盾化解环节的跨域协同仍存堵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跨域签发与协助执行、异地财产查控、被抚养人在户籍地的抚养权执行、跨区域家暴案件的证据互认,均依赖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尚未完全打通的协作机制。流动家庭在最需要救济的时刻,往往面临“户籍地管不着、居住地管不到”的夹缝。

3. 流动中的婚恋失范与服务真空。跨省婚姻中“职业媒妁”网络化、以彩礼为名的“跑婚”骗财等现象,使彩礼纠纷呈现跨区域、涉众化特征;流动人口的婚前辅导、婚姻家庭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供给,长期以户籍地和本地户籍居民为主要覆盖对象,流入地家庭服务的可及性明显不足。

(三)观念碰撞型矛盾:个体化转型中的家庭权力与关系重构

1. 代际婚恋观冲突。年轻一代将婚姻视为可选择的生活方式,父辈仍将其视为人生义务与家庭任务,催婚、催生、天价彩礼与代际经济捆绑相互交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4〕1号)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并以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弹性因素确定彩礼返还比例,为治理天价彩礼提供了裁判依据;但彩礼的代际财富转移属性与农村婚姻市场挤压的结构性根源,远超司法裁判所能覆盖的范围。

2. 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重构。女性经济独立与平等意识提升,使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分配、育儿责任、职业发展支持成为高频矛盾点。《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扩展适用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肯认家务劳动的独立价值,正是对家庭内部权力结构变迁的立法回应;但“丧偶式育儿”的日常体验与补偿请求权的举证难度之间,仍存在显著落差。

3. 关系形态多元化与规则供给滞后。非婚同居、再婚重组家庭、搭伙养老、丁克与不婚生育等多元家庭形态不断涌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法释〔2025〕1号,2025年2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细化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认定及离婚损害赔偿规则,并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行为的法律后果作出回应,为家庭关系争议提供了更新的裁判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纳入保护范围,法释〔2022〕17号第四条进一步明确其包括共同生活的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其他有监护、扶养、寄养关系的人,体现了法律对家庭形态多元化的开放姿态;但同居关系的财产分割、搭伙养老的照护责任与继承、重组家庭中继父母子女关系等问题,仍缺乏体系化的规则供给。

三、现行治理机制的三重适配性困境

其一,规则供给滞后于矛盾形态。面对数字财产处分、电子证据合法性、平台责任、虚拟财产继承等新问题,现行家事法规范仍以物理空间、传统财产形态和稳定共同居住为预设,裁判尺度不统一——前述直播打赏返还两案的分歧即为明证,当事人难以形成稳定预期。

其二,服务锚点错位于流动现实。家事调解、婚姻家庭辅导、家暴庇护、心理干预等服务资源主要按户籍地行政层级配置,与家庭实际居住地、矛盾发生地脱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1.8万人,建设成就可观;但其服务场景主要锚定于婚姻登记环节与登记机关所在地,尚未转化为覆盖家庭生命周期、可随人口流动的家庭服务网络。

其三,治理功能停留于末端解纷。现行机制以离婚登记、诉讼裁判、事后调解为中心,整体上属于“矛盾发生后”的被动响应。《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设立三十日离婚冷静期,为冲动离婚设置缓冲,制度初衷良善;但其潜力远未释放——冷静期在多数地方仅具“等待”功能,缺乏婚姻辅导、心理评估与危机干预的实质嵌入,“冷静”未能转化为“修复”。更为严峻的是,对于存在家庭暴力等情形、本应及时解除的婚姻关系,冷静期与“调解和好”偏好若缺乏风险识别机制,反而可能异化为受害方的人身风险敞口。

四、治理创新:面向三重转型的家事治理体系重构

(一)理念更新:从“维系婚姻”到“保障平等、修复关系、保护弱者”

新型婚恋观背景下,家庭治理既不能退回“劝和不劝离”的家长式立场,也不应滑向放任解体的“离婚自由主义”。法律与治理的角色应当校准为三重:尊重成年人的婚姻自由与多元家庭选择;在关系存续与解体两种场景中均保障实质平等,尤其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可修复的关系提供专业支持,对必须解除的关系保障其体面、安全与公平地退出。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完善方向,既不是简单延长也不是仓促取消,而是将其从“时间门槛”改造为“服务窗口”:冷静期内引导或要求当事人接受婚姻辅导与婚姻风险评估,对存在家暴情形的即时转介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实现冷静期与保护令的无缝衔接——法释〔2022〕17号已明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为这一衔接扫清了制度障碍。

(二)规则构建:确立“数字家事正义”的裁判与治理框架

一是明确数字家庭财产处分的裁判规则。以“是否超出家庭日常消费合理限度、是否经配偶同意、相对人是否善意、财产流向是否违背公序良俗”为核心要件,区分网络服务消费与无偿赠与,统一直播打赏、大额充值、虚拟财产交易的效力认定与返还尺度;并可衔接适用法释〔2025〕1号关于一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时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规定,为前述《人民司法》刊载案例所体现的“整体评价挥霍、超额部分返还”的规则方向提供规范支撑;同时明确平台在情感操控直播、诱导消费中的注意义务与连带责任空间。二是完善家事电子证据规则。明确电子数据取证的合法性边界,对严重侵害他人隐私权取得的证据确立排除规则;同时依法适度降低家暴受害方的举证难度,落实法释〔2022〕17号关于人民法院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三是填补数字财产与数字遗产规则空白,在离婚分割与继承制度中明确虚拟财产、平台账号权益、数据资产的可处分性与分割原则。四是以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持续回应平台化婚恋中的前沿问题,包括虚拟婚恋诈骗、婚恋平台虚假宣传、人工智能“陪伴”产品引发的财产与情感纠纷等。

(三)锚点重构:以“居住地”为基点的流动家庭服务网络

推动婚姻家庭公共服务从“户籍地供给”转向“居住地供给”:将婚姻家庭辅导、家事调解、家暴庇护、心理援助纳入居住证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使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即可平等获得;依托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与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家暴告诫书、涉家事实体裁判的跨域签发、协助执行与信息互认机制;在流入人口集中的城市社区、工业园区布设家庭服务站点,发展由社工、妇联组织、志愿服务者组成的基层支持网络,让家庭服务“随人流动”。

(四)链条延伸: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

将辅导服务从婚姻登记环节向“婚前—婚内—危机—离异后”全周期延伸:婚前开设婚姻学校与婚恋观教育,正向供给抵制天价彩礼、倡导性别平等的婚俗内容;婚内提供社区婚姻课堂、线上咨询与定期“关系体检”;危机期建立离婚冷静期辅导转介机制与家暴危机快速响应通道;离异后提供亲子关系修复、共同育儿指导与未成年人心理跟踪。同时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治理:开发统一的线上婚姻家庭辅导平台,运用智能工具对冲动离婚进行风险画像与分层干预,组织优质内容供给以对冲平台上渲染性别对立的“毒流量”,让算法从撕裂亲密关系的工具回归服务家庭建设的工具。

(五)主体协同:法治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多元共治

深化家事审判的福利化转向,全面配备家事调查员、心理疏导员、社工辅导员“三员”机制,推动家事审判、人民调解、妇联维权、社会工作、心理服务之间的程序衔接与信息共享;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社会组织与专业机构承接家庭服务;将家风家教建设、婚俗改革与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相结合,形成法律规范、专业服务与社会规范的治理合力。

结语

数字化、高流动与婚恋观个体化,并非家庭的危机本身,而是家庭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回应的时代条件。家庭矛盾的新形态,呼唤家事治理从规则、锚点到功能的系统更新:以“数字家事正义”回应技术之变,以“居住地服务”回应流动之变,以“全周期关系修复”回应观念之变。唯有如此,家庭治理才能既守护婚姻自由的现代价值,又筑牢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稳定与温度。这既是“十五五”时期健全支持家庭发展政策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法治中国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家庭场域的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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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数据来源:民政部202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数据(婚姻家庭辅导室相关数据).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

[17]法释〔2022〕17号规定,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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