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邓玲

导读：从线下 “免费礼品引流” 的传统套路，到 AI 换脸仿冒近亲属的新型网络犯罪，养老领域诈骗历经十余年发展，已完成三代模式迭代。诈骗犯罪手段持续更新，但配套证据规则、跨部门监管机制以及老年群体维权能力尚未实现同步适配。结合本团队承办的涉老诈骗咨询、刑事控告及民商事诉讼案件可以看出，养老反诈工作的现实困境并非立法供给不足，而是存在三重结构性错位：法律规范滞后于新型犯罪业态、证据固定能力滞后于诈骗技术手段、老年群体维权能力滞后于权利救济实际需要。守护老年人养老财产权益，在严厉惩治涉老诈骗犯罪的同时，亟需依托专业化法律服务，构建事前风险防范、事中证据保全、事后追赃挽损的全链条救济体系。

一、三代诈骗模式演进：由温情围猎转向技术化隐蔽收割

伴随商业模式迭代与互联网技术普及，养老诈骗的伪装性、隐蔽性持续提升，被害人财产损失规模亦不断扩大，犯罪形态大致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保健品会销模式 —— 线下场景的情感式围猎

该类为传统涉老诈骗典型形态。不法行为人以免费理疗、健康义诊、日用礼品馈赠为引流手段聚集老年群体，借所谓 “专家诊疗” 虚构、放大老年人群体的疾病症状，运用 “肠道排毒”“细胞修复” 等伪科学概念，高价兜售普通食品、保健品，部分被害人单次支出金额可达数万元，直接侵蚀养老积蓄。该类行为长期存在法律定性争议，实务中需要甄别其属于《食品安全法》规制的虚假宣传行政违法行为，抑或是已经符合刑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代：养老投资骗局 —— 假借养老需求构筑非法资金池

犯罪行为人锚定社会养老服务现实需求，包装各类养老投资产品，以高额收益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已成为养老领域风险高发类别，多起生效裁判案例足以反映风险态势：

墓地返利类：以殡葬服务、墓地使用权作为投资标的，承诺到期返还本金并给付利息。内蒙古包头王某团伙借助该模式非法吸纳资金 7000 余万元，涉案被害人 800 余人，其中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 80%。

康养旅游类：湖南龚某团伙以低价康养旅游产品招揽中老年群体，于行程内举办投资推介活动，以 18%‑24% 的年化收益率为噱头吸收公众资金，累计涉案金额 6 亿余元，涉及被害人 8000 余人，老年被害人占比 83%。

预付卡附加高息补贴类：湖北鄂州廖某团伙以养老机构名义设置分级预付会员卡，承诺养老入住优惠叠加 8%‑11% 年化福利补贴，非法吸收资金约 4 亿元，涉案参与人员 3000 余名，60 周岁以上人员占比 80%。

根据公安部 2025 年 8 月对外通报的 5 起养老领域非法集资典型案例，涉案总金额逾 22 亿元，涉及受害群众 1.6 万余人，案件中老年被害人占比普遍高于 80%。该类风险已非个别个案，而是养老金融安全领域亟待重视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代：私域场景 + 加密通信 + AI 技术 —— 线上技术化隐蔽侵害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涉老诈骗逐步转入线上私域场景。以北京 63 岁被害人王女士案件为例，行为人虚构军人身份通过网络结识被害人，诱导其下载小众加密通讯应用，跳转至仿冒交易平台实施所谓充值、购金、送检操作，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97 万元。即便期间反诈预警系统多次提示风险、线下经营主体予以善意警示，仍未能阻止损害结果发生。

第三代诈骗模式的危害，不仅在于犯罪手段的迷惑性，更在于依托技术壁垒形成法律适用与案件办理的现实障碍，传统监管及维权途径效能受到显著制约。

二、权利救济现实障碍：法律规范体系完备，但实务层面存在四重制度缝隙

我国现行法律已构建惩治涉老诈骗的规范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均可对应养老领域各类犯罪行为。实践困境主要体现为法律规则与新型犯罪业态之间存在制度缝隙，集中表现为四大障碍。

（一）侦查取证障碍：私域与加密技术削弱传统办案效能

案件发现渠道受限：犯罪活动由公开线下场景转移至私域直播间、加密社群、小众通信应用，采取 “宣传与交易相分离、点对点定向诱导” 模式，脱离公开平台监管范畴，案件线索高度依赖被害人报案。

关键证据固定困难：虚构收益、虚假承诺等犯罪关键事实多发生于端到端加密、阅后即焚的通信环境；私域直播缺乏平台归档留存机制，老年被害人普遍不具备电子证据留存意识，核心证据极易灭失，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涉案资产追缴难度大：赃款到账后迅速完成跨行、跨平台甚至跨境流转，部分资金借助虚拟货币完成洗白，突破现有资金监管框架，显著加大追赃挽损工作难度。

（二）民刑边界识别困难，“非法占有目的” 司法认定存在难点

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要件，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一般以是否存在真实经营业务作为基础判断标准：行为人具备真实产品或服务供给，仅存在夸大宣传行为，通常认定为行政违法或者民事欺诈，不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不具备实际履约能力，以低价值标的换取高额资金，收款后转移资产、隐匿失联，则更易认定刑事犯罪成立。

养老行业灰色经营场景大量存在，多项核心裁判要件尚未形成统一量化适用标准：普通食品夸大保健功效，对价失衡达到何种程度方可认定欺诈；养老机构预售床位附加固定收益回报，属于合同违约抑或是非法集资；老年群体被发展为下线，出现被害人与行为人的身份竞合时责任如何界定，均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三）立法与监管存在衔接空白，跨部门协同机制尚待完善

私域直播监管力度弱化：依据市场监管总局相关执法指引，私域直播因受众特定不再适用《广告法》规制，转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调整。相较于《广告法》对虚假广告的归责规则，现行框架下针对私域虚假商业宣传的惩戒力度有所降低。

规避交易记录留存法定义务：行为人采用私域宣传、私下完成交易的运作模式，规避《电子商务法》关于交易记录留存三年的强制性义务，导致宣传、交易痕迹被人为消除。

行刑衔接细则缺位：《刑法》与《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就非法集资的认定要件、证据标准、案件移送转化流程缺乏细化衔接规则，行政案件向刑事司法移送效率受到影响。

部门监管职能存在割裂：民政部门负责养老机构准入管理，但不规制机构融资行为；金融监管部门承担非法集资认定职责，但对养老行业业态熟悉度不足；市场监管以事后查处为主，难以匹配赃款快速转移的现实特征。针对 AI 换脸仿冒身份等复合型新型涉老诈骗，案件处置横跨网信、公安、金融监管等多个主管部门，协同处置流程有待进一步理顺。

（四）司法救济层面：老年当事人维权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

诉讼能力存在短板：老年人法律认知水平有限，证据保全意识不足，面对高度技术化的诈骗模式，难以完成聊天记录、直播视频等关键证据的保存工作。

司法资源可及性不足：优质法律服务与司法资源多集中于城镇区域，农村老年群体居住分散，维权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较高，客观上形成权利行使障碍。

适老诉讼保障机制仍在建设阶段：大字版诉讼文书、适配老年群体身体条件的庭审安排等适老举措尚处于探索落地阶段，享有诉权不等于能够便利行使诉权。

追赃挽损整体成效有限：受电子证据固定困难、涉案资产提前转移洗白等因素影响，部分案件即便取得生效裁判，被害人财产损失仍无法挽回，对老年被害人造成财产与心理层面的二次损害。

心理救助配套机制不足：当前涉老案件处置重点聚焦于财产权益修复，针对受骗老年人案发后焦虑、自责等心理创伤，尚未建立常态化心理干预配套制度。

三、本团队涉老反诈法律服务：构建全链条、可落地的权利救济路径

涉老诈骗权利救济不能局限于案发后的刑事追责。本团队组建涉老权益保护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依托大量实务办案经验，建立事前风险防控、事中证据保全、事后刑事控告与民事救济并行的全流程法律服务体系，将法定权利转化为可操作的实务解决方案。

第一，事前风险筛查，构筑家庭与机构双重合规防线

面向老年家庭及其近亲属，提供养老资产配置、意定监护、遗嘱、养老信托等专项法律咨询服务，协助识别养老消费、养老投资中的法律风险，实现养老财产风险前置隔离。

面向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围绕广告宣传、分级预付会员卡、内部融资业务开展合规风险体检，厘清非法集资、虚假宣传的法律红线，从业务源头防范刑事及民事法律风险。

第二，事中处置，把握证据保全 “黄金 72 小时”

发生疑似涉老诈骗情形后，时间直接关系权益实现效果。本团队律师及时介入，开展电子证据可信保全，固定加密通讯记录、支付凭证、宣传资料、直播回放等核心材料；完整梳理银行流水，厘清资金流转脉络，为后续刑事控告、民事诉讼夯实证据基础，防范证据灭失导致维权不能。

第三，事后刑事介入，全力推动涉案资产追缴处置

在报案及刑事控告环节即由律师深度参与，协助整理证据材料、梳理资金流向，向办案机关出具专业法律意见，推动涉案账户冻结、涉案财产查封与追缴。结合个案事实研判追加责任主体、行使代位权等法律可能性，着力破解 “定罪未挽损” 的实践困境。

第四，同步推进民事救济，拓宽财产挽回渠道

维权路径不单一依赖刑事程序。本团队同步评估民事救济路径，依据欺诈、重大误解主张合同撤销，提起不当得利返还、养老服务合同纠纷等民事诉讼；视案件情况启动诉前财产保全，锁定责任主体财产，为老年被害人增加财产追回的实现路径。

四、专业研判与行业展望

当前养老反诈工作的核心矛盾，并非法律规范缺失，而是三重错位叠加：法律制度迭代滞后于犯罪业态演变，证据固定技术滞后于诈骗犯罪手段，老年群体维权能力滞后于权利救济的现实需求。实现老年人养老财产的有效保护，需要立法、监管、司法多维度协同推进：

在立法层面，厘清私域商业宣传的法律适用边界，细化非法集资行政认定与刑事定罪的衔接规则；

在监管层面，建立民政、金融监管、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联合处置的闭环工作机制；

在司法层面，推动适老诉讼保障机制常态化落地，建立案件办理阶段追赃前置工作机制，将资产追缴贯穿案件处置全过程，而非局限于裁判生效之后。

仅依靠对犯罪行为人从重处罚，尚不足以挽回被害人的养老财产损失。打击治理涉老诈骗，既要实现对犯罪行为的依法惩治，亦应当高度重视风险前置预防、关键证据保全与涉案资产追缴，专业化法律服务是维护老年群体财产权益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免责声明】本内容仅为通用法律科普，不构成针对个案的正式法律咨询与诉讼建议；具体案件需结合事实、证据及本地司法实践判断，建议线下携带材料咨询律师。